人物介绍

　　沈国舫，中国当代森林培育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1993年任北京林业大学校长。1985~1998年任中国林学会造林分会理事长，1993~1997年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2006年当选并被任命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他在立地分类和评价、适地适树、混交林营造、速生丰产林培育、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及城市林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填补了许多空白。他第一个提出了分地区的林木速生丰产指标，主持起草了《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技术政策》。曾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后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从2002年代表中国工程院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委员，到2004年成为国合会的中方首席顾问，他着力从事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咨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所有对他的称号中，沈国舫认为对自己最准确的定位就是林学家。

　　中国环境报记者 刘晓星

　　这是一位老者领着自己的孙子散步时的一段对话:

　　“告诉爷爷，你都认识哪些树？”

　　“杨树，松树，柳树，槐树……不知道了。爷爷、爷爷，一共有多少种树啊？”“光是咱们国家就有5000多种呢！”

　　“那你都认识它们么？”

　　“认识啊。不仅认识，我还了解它们、培育它们，为的是让它们长得好、长得快、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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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者就是沈国舫，我国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森林培育学家、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浩渺的森林事业，默默将绿色的种子播撒向祖国的大地。

　　“社会不稳，国家多难，列强欺侮，出路何在？”这是沈国舫和同学们探讨最多的问题。在众多选择中，沈国舫独树一帜，宣称要搞农业，解救中国最苦难的农民大众。

　　“我为什么会选择学林？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到了人生暮年的沈国舫，再回答这个问题时，却讲述了一段历史往事。

　　1945年抗日胜利之时，沈国舫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就读于历史悠久的名校上海中学。可是国民党内战连连，贪污腐化，经济不振，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时刻刺激着他的心灵。

　　“社会不稳，国家多难，列强欺侮，出路何在？”这是沈国舫和同学们探讨最多的问题。有的同学想搞原子能，有的想要造飞机，还有的要开采石油。而沈国舫却独树一帜，宣称要搞农业，解救中国最苦难的农民大众。沈国舫和同学们还出了一本自己油印的小刊物，名叫《摸索》，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为什么我会选择农业？因为幼年时农村风光的记忆，学校附近的农村情景，再加上我性格外向，喜欢自然，看了一些课外读物，有了点粗浅的知识，觉得学农也是救国所需要的，又可以和同学们不重样。”沈国舫如是总结说。

　　在临近中学毕业前，他又重新考虑了上大学报考专业的问题。他在阅读一些农业课外读物时，书中讲到有关林业的基础知识。其中提到森林的功能，讲到了森林有改善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正好在这时，苏联于1948年开始的农田防护林建设计划传到中国，沈国舫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方面的报道，感觉很兴奋。

　　“我感到学习林业更符合我的心性所向。”沈国舫说。于是他在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那时，他根本没有考虑选择林业这条道路是否艰苦，是否有个人前途。

　　1950年9月，还不满17岁的沈国舫来到北京农业大学。转眼到了1951年7月，大学只读了一年，沈国舫就被选拔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前往苏联留学，他成为首批300多名留苏学生中惟一一个造林专业的学子。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沈国舫笑着说，从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本部)集中报到起，考试、照相、做护照、量制衣服，不到20天，就要准备出发。而最让他难忘的还是出发头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为全体留学生饯行的情景。

　　“国家再困难也要培养一批建设国家的人才，现在派学生去苏联留学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后回来建设新中国……”周恩来总理的一番鼓励叮咛，至今沈国舫都铭记在心。第2天，几辆大车满载着300多名留学生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当大车经过天安门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得特别响亮，调起高了，但大家都唱上去了。“再见，祖国！我要出去学本领，回来把您建设得更美好！我是学林的，将来一定也会有用武之地。”此时，沈国舫内心澎湃。

　　那一年，不满18岁的沈国舫，独自一人走进了列宁格勒林学院的大门。

　　“我是林学院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中国人，学校里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而我的俄语水平也只限于认识俄语字母和简单会话而已。”回忆当年的情景，沈国舫一笑带过。

　　“也会觉得累，但是不敢懈怠。我们离开祖国的时候，周总理亲自设宴为我们饯行，他说等我们学好了回来建设国家。这是我的动力。”沈国舫坚定地说。

　　就这样，沈国舫努力刻苦学习，他不但完全跟上了学习进度，而且成为了班上的学习尖子。5年中，他全部课程的学习成绩均为优秀。他完成的固沙造林毕业论文，更是作为优秀论文选送到列宁格勒市参展。

　　“我们这届毕业生中只有两个全优生，我是其中一个。老师让我上研究生，但是我急于将所学知识用于祖国建设，归心似箭，谢绝了老师的挽留。”沈国舫介绍说，在外留学的日子，他也不忘通过媒体时时关注国内建设的消息。当时国内正在热火朝天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便急切地想要回去参与建设。同时，沈国舫通过与国内同学在业务上保持沟通和交流，帮助翻译了大量苏联的教科书，获悉母校的森林系已改为林学院，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尽快回归祖国的决心。

　　“在我回国初期，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积极开展对中国特色造林技术的研究，希望摸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造林技术，希望造林技术能‘中国化’。”沈国舫说。

　　留苏期间，他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到中亚细亚、大阿那道尔等林区考察草原、山区和沙区的造林。然而，在沈国舫看来，中国与苏联的林业发展存在着很大区别，许多树种是同属不同种，因此在造林学方面就存在差异，这令他更加挂念祖国的森林。
　　沈国舫讲起了一段往事:大四的暑假，他以接待人员的身份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林业代表团，说得一口流利俄语的沈国

舫被邀请一同前往访问。而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吃惊的是，经过4年学习深造的沈国舫在造林学方面俨然是一位专家。

　　1956年，获得林业工程师优秀级文凭的沈国舫，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他被分配到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任教。

　　“那时候，我国的林学真是一穷二白，造林学科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国内若有一位苏联造林学专家来讲学，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听课。国内没有造林方面的书籍，用的都是苏联的教科书。”

　　沈国舫介绍说，各高校的造林学教学不仅在体系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深受苏联影响。老师们讲课也离不开苏联的例子，甚至用欧洲赤松造林作为授课的范例。虽然这对中国的林业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造林学是有明显地域性的，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理论和方法，必然会出现与本国国情格格不入的情况。

　　“在我回国的头几年，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我还积极开展了对中国特色造林技术的研究，希望摸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造林技术，希望造林技术能‘中国化’。”沈国舫说，他选中了北京郊区小西山作为实验基地。

　　小西山土壤瘠薄，气候干燥，造林极不容易成活。沈国舫意识到，在小西山研究解决造林中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不仅可以推动整个华北地区的绿化，而且能提高造林学的学术水平。

　　繁忙的教学工作一结束，沈国舫便赶到西山试验林场，亲自体验造林工作的各个环节。石质山区的造林整地不便使用机械，他就和工人并肩挥锄刨坑，找出最佳的挖掘深度。在劳动中，他记下一个个数据，实地调查一座座山头，积累一页页资料。多少年来，只要一有空，他就往小西山跑，看一看哪棵树长高了，什么树旱死了……在他的关注下，曾经荒芜的小西山如今满目翠绿、木秀林茂。

　　通过北京西山绿化活动的实践，沈国舫熟悉了华北的情况，了解到学科发展前沿。随后，他深入全国各主要林区进行专业调查，北到小兴安岭林海，南下热带南海沿岸，西进黄土高原，不断增进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林业生产的认识。通过几年的磨练，1961年，27岁的沈国舫以编写组长身份主持编写了一本长达50万字的全国第一本《造林学》统编教材。

　　这本《造林学》，不仅符合我国实际的造林技术及理论，在体系上与国外的造林学相比有许多改进，而且在内容上反映了我国造林技术的进展，突出了我国大面积山地造林的特点。

　　此后，沈国舫继续默默钻研，通过完成一项项重大科研任务，逐渐走上中国造林界学术带头人位置。

　　在林学界，沈国舫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刻苦读书，认真钻研，不断探索，执着追求。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对绿色的挚爱，沈国舫的足迹几乎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

　　早在留学期间，沈国舫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广泛涉猎专著和林业刊物。在上世纪中叶，他就读遍了当时所有可能得到的林学业务书刊，为了扩大知识面，他还读了不少自然地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

　　在谈到其科研经历时，沈国舫表示，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1973年的全国造林工作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了分区域的林木速生丰产低限指标，即平均生长量达到每年每亩0.3立方米(华北山地)、0.5立方米(东北山地)和0.7立方米(南方山地)，简称3－5－7指标。这一看似简单的指标是他经过10多年的资料收集、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的结果，他甚至可以把考察过的山上的树种及其分布倒背如流。

　　“文革”开始后，北京林业大学迁至云南。在那几年的艰难岁月里，他时常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事业的信心。于是，他又走进了云南郁郁葱葱的森林。此后，他的足迹踏遍了云南山川，他有计划地考察林业，写下了多本笔记。

　　作为一位林学专家和生态学专家。沈国舫始终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并为之奔忙。他在造林学和森林生态学方面，造诣颇深，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几十年来，沈国舫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立地分类、适地适树、混交林营造、造林密度和抚育间伐、速生丰产林及石质山地造林技术、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为我国森林培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还及时补充森林培育学的新成果，拓展了学科发展方向，使中国森林培育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严重森林火灾，作为国务院指定专家组副组长，沈国舫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汲取众人智慧，提交了《大兴安岭北部特大火灾后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察报告，受到大家的赞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沈国舫发表了《森林的社会、文化和景观功能及巴黎地区的城市林业》、《走向21世纪的林业学科发展趋势和高等人才的培养》、《中国森林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及《现代高效持续林业——中国林业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及其关键科学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表现了当代学者高度的前瞻性和勇于接受新观点、开辟新领域的进取精神。

　　2000年，沈国舫出版的专著——《中国森林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的森林资源现状进行了科学地剖析，并从森林资源、森林的功能和效益、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体系、森林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对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评述。这标志着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零散的理论探讨阶段、指标体系制定阶段进入系统化阶段，为中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具体的宏观战略。
　　几十年的光阴就在这默默钻研中悠然流逝。然而，沈国舫的角色还在不断变化着。

　　他是混交林营造和造林密度研究的领路者。沈国舫带领学生对华北地区一些主要混交类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进行混交林树种间相互关系机制的研究。

　　他是城市林业研究的倡导者。沈国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倡导城市林业的研究，1996年起，他主持北京城市林业研究项目，探讨城市林业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林业分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是我国林业发展战略的探索者。从上世纪90年代始，沈国舫越来越着重于对林业宏观问题的探索。他组织了新一轮林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主编出版了《中国林业如何走向21世纪》论文集，并积极从事林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宣传普及和探索论证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进入生态环境建设研究领域，发表了《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等重要学术论文，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宏观政策指导。

　　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后，他分工负责大农业及环境领域，组织了一系列农业、水利和环境方面的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主编出版了系列战略咨询研究报告。他还长期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首席顾问(原称核心专家)，在为国家提供咨询研究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关注生态环境，作为政协委员的他也当仁不让地为森林呐喊。有一次，沈国舫为中国工程科学院的一个咨询项目前往“西南资源金三角”考察，发现四川西部的原始森林破坏严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提交了一份关于限制伐木、保护长江上游森林的提案。这一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8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

　　近年来，他十分关注国家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多次到甘肃、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调研考察。
　　“我是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按国家给中国工程院的定位，中国工程院不仅属于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同时也具有国家和政府智囊团的决策咨询作用。我要为国家多出主意，这是我的职责。”沈国舫说。

　　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对绿色的挚爱，沈国舫为毕生钟爱的事业不畏艰险、孜孜以求，足迹几乎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如今79岁高龄的沈国舫依然像年轻时一样，攀险山越峻岭，实地考察森林河川。因为那绿浪起伏的森林之海中，满载着他汗水与心血的结晶。